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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1942年年底，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他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

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合计后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2、有轿车不坐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

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3、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寻思半天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同志新同志是谁？他才知道是毛岸英。

可他又奇怪：毛主席的儿子怎么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那位同志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4、毛泽东宴请陈嘉庚，主菜是邻居送来的一只鸡

1940年初夏，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带着海外华人捐助的财物回国支援抗战。先到重庆，受到国民党一掷千金的“热情款待”。却让他的心里大不以为然，抗战那么艰苦，重庆竟然还这么奢华。

后来陈嘉庚又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就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前摆了小桌招待他。从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来新鲜青菜，主菜是邻居大嫂送来的一只鸡，这顿饭却让吃过见过大世面的陈嘉庚大为感动。他正是通过这顿平时很难吃得上的饭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5、毛泽东待人接物坦然随意，敢在记者斯诺面前捉虱子

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述了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当时陕北高原上的气候还有点凉，但窑洞外面的阳光倒很温暖，毛泽东就和他对坐在小院的太阳地儿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次长谈。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毛泽东就进入正题，谈话直截了当，又生动多智。

随着他的谈兴越来越旺，身上开始发热，便不经意地解开了裤腰带，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伸进裤腰里捉虱子。捉到吸满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挤破，啪啪作声。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极其自然，就像是交谈中必不可少的动作，能给谈话助兴，还可以加强话里的意味。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延安时期的三个小故事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文明网-陕北札记：周恩来的曲臂毛泽东在斯诺面前捉虱子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所以风土人情多姿多

彩，丰富异常。

1.尚农务本

汉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尚农风俗源远流长。从远古起，汉族就视农业为本业。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就提出了“以农业为本”的主张。他说：“仓禀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韩非子·诡使篇》。在尚农思想的影响下，汉族社会形成了“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商君书·画策篇》。“男耕女织”可说是一幅典型的汉族社会风土人情画。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解放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二十四节气是汉族农历特有的重要部分，它的形成和创立与汉族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习俗密切相关。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换，农事和农活的内容也随着变化。二十四节气名称本身的含义，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至今汉族农民仍习惯按节气进行农事，安排农活。

与尚农风俗相关的是汉族对土地神的崇拜。《白虎通义》云：“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土地神崇拜的形式是“社祀”，土地神称为社神或社主，祭土地神的地方称社。《礼记·郊特牲》云：“壮、祭土，而主阴气也……壮，所以神地之道也。”发展到后来，汉族社会层层都有社祭。民间对土地神的信仰十分广泛，解放前土地庙几乎到处可见。

2.尊祖敬老

尊祖敬老是汉族的千古遗风。尊祖即是对祖先的崇拜。商代时即信上帝与祖先合一的一元神，周代则信上帝与祖先分开的二元神，而崇拜祖先神是更为重要的传统。汉族的祖先崇拜主要是祭有功绩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

崇祖习俗直到近、现代。民间尊祖的祭祀活动仍十分隆重，有时祭、堂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等，逢年过节有的还要瞻仰历代祖宗遗容面像，以表不忘祖宗，并与祖宗共享喜庆或求祖宗赐福保佑。汉族供奉祖先的地方叫祖庙或宗庙，祖庙、宗祠遍布各地。

与尊祖习俗相关，在封建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下，汉族喜聚族而居，定期纂修宗谱。由于聚族而居，汉族自古多三世同堂，及至五世同堂，有的累世同居长达几百年，真是“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这种世代同居共财的宗族，俗称“义居”或“义门”。明代时浙江省浦江县郑氏甚至九世同居，明太祖就曾诏旨特敕建造郑义门给予旌表。如今家庭形式虽趋向小型，但三代同堂的家庭乃较普遍。

从尊祖延伸而来的敬老习俗在汉族中根深蒂固。《诗经·大雅·既醉》云：“孝不匮，永赐尔类。”意即孝子敬老的孝意无穷无尽，势必经常感化影响整个家庭，乃至整个民族。汉族民间敬老习俗，相沿至今，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3.姓氏及名字

最初，汉族的姓、氏是有区别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号。“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许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等。氏是姓的分支。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后来，姓和氏就没有多少差别了。

4.建筑形式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5.文化艺术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西周时期，就形成了完善的文化成就，这就是礼乐文化，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各诸侯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大体同时的古希腊文明东西辉映。至汉武帝时（前141～前87在位）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统治汉族古代思想与文化近2000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杂史、地方史志、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其中如张衡(78～139)、祖冲之(429～500)、一行(俗名张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

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著地位，如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而屈原(约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约987～约1053）、苏轼(1037～1101)、陆游(1125～1210)、辛弃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与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散文有著名的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苏辙(1039～1112)时,古文运动大获全胜，号为“唐宋八大家”。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长篇巨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斋志异》均素负盛名。还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也运用汉语进行创作，产生了许多名家与名著，而《红楼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其他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都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他们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在这些艺术的发展中，尤其表现了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以发展其艺术，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

6.汉族音乐

汉族是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汉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当今世界公认的音乐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汉族称三分损益律）、纯律及平均律，汉族皆独立发明，其成果如车条之辐辏，汇入世界音乐理论之轴心。�

7.饮食习惯

1）.主食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的川、粤、闽、皖、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2).饮茶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汉族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茶文化在汉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又如在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朝，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3).酒

米酒，又叫酒酿，甜酒。旧时叫“醴”。用糯米酿制，是汉族传统的特产酒。

酒不仅是能满足提神、解除疲劳、医用等生理需要的饮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媒体，它在汉族长期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它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供品，在这种仪式中它起着沟通人神的媒体作用。在汉族的重要节日中，酒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品。汉族有句俗话，无酒不成宴。酒可以助兴，可以增加欢乐的气氛，至今还在不少地区流行的饮酒时的“猜拳”、酒令”、“酒曲”等活动，既是一种饮酒习俗，又是一种民族游艺和民间智慧，它具有活跃气氛，消除酒力，显示和锻炼智力等多种功能。有些饮酒活动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例如汉族中广泛流传的除夕饮屠苏酒，端午节饮雄黄酒，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蕴含着汉族人民深厚的自然天道和人文观念，至今仍为人们称道。酒是汉族在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传达感情，增强联系的一种媒介。在汉族许多地区，姑娘出嫁临行前要饮别亲酒，新郎新娘入洞房要饮交杯酒等等。所有这些饮酒习俗，都是汉族过去和现在饮食和生活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4).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彩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5).饮食中的信仰、禁忌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8.汉族服饰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即汉服。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1644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建立了以满族为核心的高度集权政府。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剃发易服，引起全国性的愤怒、不满及武装抵抗，随后满清王朝进行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汉服逐渐消亡。

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成功余部，从此汉服从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彻底消亡。在经历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后，今日的汉族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华美衣裳，成了世界上惟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古老民族。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和旗袍、长衫马褂都不是汉族的民族服饰，而是满族的民族服饰或改良。值得欣慰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又自豪的穿起了自己的美丽服饰，这场民间自发兴起的复兴汉民族服饰的运动，通常被称为“汉服运动”。

9.汉族民系

一般而言，而言，同一个民系的人生活在相同或相近的区域，有着相同的区域认同。区域认同往往成为民系的名字，典型的例子如潮州民系。

在汉族诸民系中，客家民系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

对汉族人而言，炎黄认同是民族的精神传统的标志物和代表物之一。类似的，对于民族之下的民系而言，在同一个民系里的人，往往对某一特定的事物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认为这一事物代表了自己所属民系的某些特性和精神传统。

盗墓者的盗墓技巧（和你问的问题接近，其实不神秘），切忌模仿。

旧社会长沙盗墓贼的四字诀

跟北方洛阳、关中等地不同，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洛阳铲”无用武之地，当地盗墓贼“因地制宜”，经过长期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一套觅宝、识宝的方法和技巧。湖南学者刘鸿伏先生与民间古玩文物贩子打交道多年，借机了解、研究解放前长沙周围地区的盗墓贼的办法和技术，归纳为“望”、“闻”、“问”、“切”四字诀。

“望”是望气看风水。老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故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看地面上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是大墓，墓中宝物必多。以风水术指导地面无标志的墓址的确定，无乎百发百中。据说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有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到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墓中宝物必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均不信，此人于是跟他们打赌：若无古墓，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后来他们卖给美国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

“闻”即嗅气味。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他在盗掘前，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长沙刚解放时曾枪毙一个老盗墓贼，他将一生所盗文物国宝全部卖给了外国人，此人即是“闻家”，专盗汉唐以前大墓，出土器物只要一闻，便可准确断代。有个盗墓贼拿来几件古旧漆器，说是出自一个王侯墓中。他倚在烟榻上，边抽鸦片边拿起一件漆器，放到鼻下一嗅，便笑着说：“仁兄，你这漆器是在尿坑里沤泡过的，取出的时间应在七个月左右。”此人大惊失色，连称：“得罪！得罪！”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他们一般能说会道，善于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每到一处，均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身份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这种人有些本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

“切”即把脉之意。有三层含意：第一层是指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中棺头椁尾，盗取葬品，前几年曾国藩墓即被用此法盗掘。第二层含意是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层含意是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由于其中的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几何。他们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往往胜算。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听雷声，辨墓地

《清稗类钞•盗贼类》有“焦四以盗墓致富”披露了盗墓的技巧：”广州剧盗焦四，驻防也，常于白云山旁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现草色、泥痕等术，百不一失。

一日，出北郊，时方卓午，雷电交作，焦嘱众人分投四方以察之，谓虽疾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默记以告。焦乃屹立于岭巅雷雨之中。少顷，雨霁，东方一人归，谓大雷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焦喜曰：‘得之矣。……’。”

这个焦四不愧是个盗墓高手！他不但掌握了一般盗墓人都会的分辨土质、土色的本领，还善于利用一些自然现象，帮他寻找坟墓的所在。比如“雷电”，焦四在雷雨天出去盗墓，他让跟他盗墓的人分别站在四个不同的方位，雨过后，东边的人跑过来说，刚才打雷的时候，听到他哪个方位的地下有隐隐的声音想应和。焦四很高兴，说：“我们找到了！”这里面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有墓葬的地下是空的，当大雷的时候，就容易形成共鸣，听起来好像是地下有东西和雷声相应和了。

盗墓活动的常规过程

中国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发起的、有组织、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活动还不到一百年，以前那些发掘工作与其说是“发掘”，倒不如说是“盗墓实录”。因为其方法、手段等等完全是盗墓者的那一套，没有“自己的”东西。

真正的民间盗墓者受各种限制，他不可能带着雷达去盗墓，连个洛阳铲还得想办法拆开“藏起来”，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绝招。他要想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要想各种办法，有些是很精妙的。下面就讲述整个盗墓的过程。

看地形

“看地形”，很是玄妙，不知道的人走在墓旁也看不出来，明白诀窍的人在几公里以外就能看出来。有些盗墓贼“喜欢”在下完雪的天气出来“四处转转”尤其喜欢下“很细很细的雪粒”那种雪，其中道理是跟“土”有关。

土有“熟土”、“活土”（也叫“花土”）、“死土”的分别。有经验的盗墓者看上一眼就能明白这里有没有墓葬，甚至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时代的墓葬。

在探墓时，可以先用探条去探，根据手上的感觉去“感觉”是不是有墓；待确定以后就下铲，比如：一铲打下去十米，有了，然后看深度和铲子上带出来的东西，深度也是个标志，带出来的东西上有木屑、有朱砂、有坑灰等等，这都是特点；然后，用泥铲把墓的形状“方”出来，就是定坐标。左边打一个，打了十米没有打到，那就是“过了”，再回头往右边一点继续打，以此类推，一个个的点连起来，就是十多米地下的墓的形状了。然后根据墓的形状、深度、坑灰、木质（或石质、砖质）这些特点结合起来推测出墓的年代、墓门的位置等等。

挖洞口

探好位置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挖洞口了。厉害的盗墓者一个十几米的洞子挖下去能够做到地面上没有土！令人费解的是，就算墓地周围都是一片平原，全是很平整的土地，周围几百米、几里地也看不到有土堆。所以，土是不可能堆在外面的，而且洞口那么小，干活的时候还要封起来，谁也看不到，这样高超的手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盗墓贼干完活以后会把洞口封起来。有的洞口只有一个污水井盖那么大的口子，打开以后向下看，直直的十多米下去，黑古隆冬看不到底。

进入墓室

一般来说，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心里就有数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墓大多采用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的，有两米多厚。这样就需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所以，一旦下铲子碰到了砖（铲子提上来会带有砖灰），那就要找其他地方往下打了。

这个“其他地方”有时可能是靠近墓门，有时可能是靠近墓的后墙，都有可能，完全是根据墓的本身形状、特点来定的。看完形状，一想这墓内的棺椁可能是靠近墓门位置，那打洞的时候就靠近墓门，反之就靠近墓墙打。

一个墓，就象一辆坦克，尽管有装甲（墓墙、防盗层）、象堡垒（墓顶很厚），但也有弱点。弱点就是墓墙，或是墓底。

有些盗墓者一看这墓太坚固了，顶上和周围都不好办，就要再挖一个竖井和一个横井，直接就到墓的正下方。到墓的正下方以后再继续垂直向下开一个竖井，然后用工具向上面挖，把墓底挖穿一个小洞，然后通过这个小洞就可以进入墓的内部。这样，墓的四墙、顶部都没有破坏，但墓本身已经被盗掘一空了。

但一般较少采用这种方法，以砖石结构的明墓为例：它的后墙最薄弱，基本上只有两层砖，所以打竖洞时可以沿着墓后墙打，把两砖厚的墓墙凿开并不费什么事。针对明墓来说，几乎所有的古盗洞都是开向后墙的。

解放前盗明墓的，很多只有一个人干，只有一晚上的时间，穿着老鼠衣、手脚并用，挖洞、进墓、拿东西走人。相当不简单。那时候一个人没办法打竖井，他就离开墓一段距离，然后以一定的角度向下挖，斜着向下，整整好好碰到墓的后墙，然后凿透、进入，计算的非常精确。

盗墓活动的行规和工具

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颗玉印，上刻十字，当时没有人认得。

盗墓贼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勾当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到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地区、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一带等地。

这些专职盗墓者在解放前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是少数，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为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的较少，这也许是干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着不知道。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

这些人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伪装掩人耳目，并有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一套办法。他们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如果小墓不须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取出随葬品走人。如是大中型墓葬，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二是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早被洗劫一空了。三是在古墓边修一假坟时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

盗墓工具的演进

解放前的盗墓贼，一般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干，不要太多，时间是一晚上，干活有自己的专用工具（挖掘设备），有专用连体服装（老鼠衣，上面布满各种“装备”）。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解放前的挖掘设备，选用锋利的铧犁叶片的一部分做“掘进器”，“三片装”很像螺旋桨，后部紧连着螺旋状的“排土”装置。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将土掘出、排出，而且能够打透墓砖（螺丝钉原理，加大水平力量即可，不用大力下按）。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

河南洛阳城自古以来文化悠远，历史上曾为十三朝古都，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时至今日，洛阳名闻天下的“洛阳三宝”，就是龙门石窟、白马寺和“洛阳铲”，其中前两样都有极好的声名，而独独这第三样似乎并不光彩，因为它是一种盗墓工具。洛阳城确是盗墓风行，主要源于洛阳自古以来的厚葬之风。自古以来洛阳达官贵人讲究厚葬，而且往往异常重视墓穴的修建，随葬颇丰，以致于洛阳古墓多如牛毛。唐代诗人王建曾这样形容洛阳墓葬稠密：

北邙山头少闲土，

尽是洛阳人旧墓。

旧墓人家归葬多，

堆着黄金无买处。

也正因如此，洛阳盗墓之风自古盛行，而历代盗墓者也是能人辈出。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洛阳铲因为是要做为挖掘探洞、采集探土之用，其工作原理大约和现在的石油勘探、地质取样相似，故而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很像七八十年代常见的一种凶器——管儿插。

“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洛阳铲虽然看似半圆，其实形状是不圆也不扁，最关键的是成型时弧度的打造，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会带不上土。不仅如此，洛阳铲在制作工艺上更为复杂，通常制造一把小铲需要经过制坯、煅烧、热处理、成型、磨刃等近二十道工序，故而只能手工打制。如果是一把好的洛阳铲打制完毕，再装上富有韧性的腊木杆并且接上特制的绳索，就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铲子提起之后，铲头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括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它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有无文化遗存进行普查钻探，为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贡献。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

现代盗墓贼的盗墓工具已经比以前先进多了。一般的洛阳铲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